《山羊》劇本閱後感(四)

性,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。

法國哲學家福柯(Michel Foucault)便曾指出掌權者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對於性(sexuality,不單指性行為)的論述作出監控,並以不同的方法限制著性,亦使性的話題成了一種禁忌。對於性,社會其實有著很大的控制:對象(異性的、有婚姻關係的)、原因(生育『或美其名為繁衍下一代 』、享樂『只限男性』)、時間(年齡限制)、地方(私人的)及形式(單一對象的、男性主導的)等。凡此種種才被視為「合理」的性,其他的都是異常的(deviant)。把這種思維推而廣之,便成了「性的層級」(sexual hierarchy),把其他種類的性,包括自瀆、婚前性行為、婚外性行為、多於一個性伴侶、同性性行為、商業性性行為及雙性性行為等,一律視為次等;次等的性之間並不是受到同樣的「對待」,而是視乎其與社會主流規範的衝突的大小而定。

在這個框架下,我們便可以理解到《山羊》(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?)一劇在美國首演時為何會引起這樣大的震憾。男主角Martin跟山羊Sylvia發生了「婚外情」,明顯地他這次性行為的對象(非同類)與原因(絕不會是生育)已足以歸類為「異常的性」。 但這也只能指出他的「異常」,尚未能解釋到為何劇中Martin的家人朋友或觀眾們為何不能接受他的行為。

這就需要考慮到社會身份被建築的過程,Erving Goffman指出社會會建立把人分類的工具及可被歸類為正常的特質,那麼便可以把我們每日遇到的人簡化為兩類,跟我們有同樣特質的便是自己人(我),其他的便是「他者(other,非我)」,這樣的社會分類(social classification)可以幫助我們輕易的處理日常人際間的關係。而社會的身份是透過一個雙重過程去建立,以政治學的用語便是「平等」與「不平等」:「平等」就代表著包容與認同某個人屬於自己的群組,群組內共同分享資源;「不平等」就是排斥某一群組於「我」之外,不得以分享資源。

社會結構有不同的機際而排斥「非我」,在理解層面上會出現污名化(stigmatization)。Goffman把社會身份分成兩類:虛擬社會身份(virtual social identity),即因其所屬群組,而對某個人的行為的假設,例如我們會認為性行為的對象是同類;另外一類便是真實社會身份(actual social identity),即個人真實屬於的群組及其行為,例如Martin曾經加入的團體及他們與動物間的性行為。雖然那些行為本身是沒有絕對性的對錯,但假若虛擬社會身份與真實社會身份之間出現了落差,而那真實社會身份是其他比較不想見到的,便會出現了「污名」。污名的建構會發展出一套意識形態,把被污名化的群組的出現解釋為不幸,又把他們的存在視為危險。故此觀眾觀賞《山羊》時對Martin的行為出現兩種看法:他是性變態者,更損害了自己的家庭;他是受害者(victim),他控制不了自己對於Sylvia的愛,終導致家散人亡的結局。無疑這是一種偏見,更不是事實的全部,忽略了Martin自身所經驗到的痛苦與掙扎。

對於Martin的「偏差行為」污名,便是「貼標籤」(labeling),把個人從過去、現在到未來的生活都加予一個負面的標籤,更會影響個人的自我認同。標籤理論(labeling theory)中指出,標籤化是一個社會過程而不是道德判斷,只是當權者利用特權將自己的行為準則強加在他人身上。

也許看到這裡,讀者諸君仍可以一方面高喊民主自由,另一面不贊同Martin的行為,但就在出口罵他是個「死變態佬」之先,停一停、想一想,把說話舌進口中,尊重不同人的不同選擇。

鍾肇熙
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學生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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